日本内阁府在8月17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去除物价因素后，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未能达到上季度修正后的1.9%和经济学家的预期2%。整体来看，经济表现疲软。第二季度时，占日本经济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民间住宅投资减少0.5%，公共需求下降0.8%，内需的持续疲弱显著拖累了经济增长。同时，作为日本长期利率的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提升至2.93%，创下近30年的新高。而日元汇率在美日联合干预后，经历了短暂的剧增后又持续贬值。如何解读这些经济数据？日本经济面临怎样的挑战？高市早苗政府还有哪些应对之策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在《闪评》栏目中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张玉来指出，最新公布的二季度经济数据中，内需全面收缩是最令人关注的。这不仅反映经济表现的周期性波动，更是结构性低增长与外部冲击交织的结果。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下，内需难以恢复。日元贬值造成了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导致消费停滞。企业的信心不足，在内需前景不明和进口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设备投资明显减弱。与此同时，住房贷款成本预期上升，进一步抑制了住宅投资的增长。财政空间的狭窄也促使公共需求的下降。日本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导致劳动力短缺，这些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使得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旧维持在低水平。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导致油价上涨，作为能源进口国的日本，其进口成本进一步增加，输入型通胀的趋势愈加明显。全球经济需求减弱，也导致对日本出口的外部订单支持有限。

近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飙升至2.93%，创下自1996年以来的新高；而反观日元，贬值趋势仍在持续。近期日本已进行三次日元汇率干预，总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尽管在7月31日美日联合干预过后，日元短暂升值，但随后又迅速回落，目前汇率已回落至1美元兑159-160日元之间，几乎消除了干预带来的所有涨幅。张玉来分析，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和日元的贬值反映了日本经济的基本面仍然薄弱，加之不断高企的财政负担，日元作为全球低成本资金的信用基础正在动摇。高债务水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支出刚性增长，以及经济长期低迷，市场因此对持有日本国债的风险溢价要求上升。同时，日元的贬值不仅是短期利差问题，它更深层地反映了日本经济面临低增长、高债务以及狭窄的政策空间。在日本长期低利率环境下，日元成为了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融资工具，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紧货币政策，国债收益率上升，资金可能会大规模流入日本，可能引发套息交易的平仓，首当其冲的可能是美债，因为日本是美债的主要 해외持有者之一。一旦日本投资者调整资产配置，减持美债资金回流，其收益率将承压。此外，美国之所以选择联合干预日元汇率，同时施压日本加息，表面上是在协助日本稳定汇率，实际上则是为了防止日元的无序贬值，最终可能对美债及全球流动性产生冲击。

在张玉来看来，自战后以来日本的政治历史中，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支持率的关键指标。当前，日本经济迫切需要处理长期金融宽松带来的负资产，但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却似乎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其财政扩张路线与现实经济状况背道而驰，经济下行趋势几乎不可避免，这也将直接影响其支持率。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已达1346万亿日元，债务比率高达22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高市政府的大规模减税与财政支出政策可能导致到2026年底，日本国债余额再增加146万亿日元，届时将接近1500万亿日元。面对急剧严峻的经济形势，高市内阁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又进行了大规模减税，再加上在“再军事化”方面的布局，这些都将消耗大量公共财政资源，进一步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担忧，最终可能引发“财政扩张—利率上升—日元贬值—通胀抬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

日本央行最近的货币政策会议已发出加息的明确信号，然而在加息的节奏和幅度上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不仅源自于高市政府与央行在加息问题上的分歧，也因为若加息过快将打击消费，并增加企业投资成本，使日本央行的加息进程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对普通民众来说，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以及生活成本增加将使他们的生活感受持续变差。这种愈加严峻的现实只会加速高市支持率的下滑，单靠空洞的政治承诺，无法真正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